古公亶父，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周太王，他率领豳（bīn）部族自北方迁徙至岐山脚下，在周原一带建立新的都城。由于都城坐落在周原，部族名称便随之更改为“周”。唐代《史记正义》中有明确记载：“因太王所居周原，因号曰周。”这句话点明了国号与地名的渊源。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周原”这一地名在周太王迁来之前就已存在。那么豌豆财富，既然已有“周原”之名，必然是早先有人在此生活并命名。那么，这个地名的真正来源是什么？又是谁最早统治过这片土地？
周原是一片沃野，土地肥沃、适合耕作，水源也相对充足。正因为如此，周太王才会在逃避战乱时选择在这里定居。按理说，在他率族迁来之前，这片土地必然已有居民，绝非无人之境。那么，古公亶父又是如何顺利进入并在此立足的呢？或许，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并未被完整记载的征服史，只是后来被周人有意淡化乃至隐去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能够从中窥见一些被历史掩盖的真相。
先秦时期，各诸侯国的国号往往源自当地地名，统治者更迭后，国名多半仍然延续。例如齐国，甲骨文中有“癸巳卜，贞王旬亡祸。在二月，在齐师。惟王来征人方（夷方）”的记载，这表明在商代时就已经存在齐地政权。周代的齐国最初由吕氏建立，后来田氏取而代之，但国号始终为“齐”。由此类推，“周”的来历也应当如此，而并非《史记正义》所言只是因地得名那么简单。
展开剩余70%在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，明确出现了“剪周”、“敦周”、“令周”的记载，这表明当时确实存在一个被称作“周”的国家，但它与商王朝关系紧张，甚至一度交战。最终，这个“周”被商人打服，才出现“命令周”的说法。与此同时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提到的崇侯虎，也在甲骨文中留下了“崇侯伐周”的记载。由此推测，当时位于今西安附近的崇国，可能就是讨伐周国的主要力量。
然而，按照年代推算，武丁时期的周国不可能是后来姬姓建立的“姬周”，因为周太王迁岐发生在武乙时期，距武丁已有百余年差距。事实上，史书中早有说明，在迁岐之前，古公亶父率领的仍是“豳人”，并非“周人”。那么，武丁时期的“周国”又是由谁统治呢？
上世纪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其铭文中有“周生作楷妘媅媵簋”，并落款族徽“周”。不过，这个“周”字两侧带有垂丝，与姬周所用族徽迥然不同。学者李学勤、张懋镕等据此推断，这应是妘姓周氏的遗物。换句话说，武丁时期的“周”，极可能是“妘周”而非“姬周”。而在此之前，根据《路史·国名纪甲》的记载，岐山一带最早可能存在过“郮国”，其后是“妘周”，最终才由姬姓的“周”取而代之。因此，周原地名的来源极可能与郮国或妘周有关。
这样一来，古公亶父的“迁岐”便显得更加复杂。甲骨文表明，商与周曾爆发激烈战争，最终周国败而臣服。而当古公亶父率族进入岐山时，史书将其描述为“避狄人之乱”，似乎这里是一片空旷荒原，等待他来开辟。但现实是，周原土地肥沃，不可能无人占据。最合理的推测是：古公亶父趁机征服了已在衰落中的妘周，并将其势力与部族并入自己的政权，由此奠定了姬周立足的基础。这也能解释为何西周存在“妘姓周氏”的痕迹。
此外，还有一件史料可作佐证。古公亶父迁岐后，为其子季历迎娶了商朝宗室女子太任。她是祖己的后裔，而祖己正是武丁长子。试想，如果姬周只是一个毫无地位的逃亡小部落，商朝怎会将宗室贵女下嫁？这背后更可能是因为古公亶父消灭了曾令商王朝头疼的妘周，反而赢得了商朝的信任与拉拢。姬周因此获得宗室联姻的机会，也顺势崛起于西部边疆。
至于泰伯让国、姬昌受命等故事，也能从中找到合理解释。太任的儿子姬昌，既是商周联姻的产物，又在政治上最能得到商王朝认可，因此成为周族领袖是顺理成章的。古公亶父若传位泰伯，反而可能引起商朝不满。由此可见，姬周的飞速崛起，既源于他们吞并妘周后的扩张，也与商朝的扶持息息相关。
综上所述，所谓“古公亶父迁岐”并非单纯的迁徙，而是一场伴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历史转折。只是由于史料散佚或姬周有意淡化，导致后世难以窥见妘周的存在。幸运的是，通过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，我们得以还原部分真相：姬周的崛起，本质上是以消灭妘周、继承其地盘为起点，然后在商朝的默许与支持下逐渐强大，最终成为改写历史的霸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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